猴年来临，比起刚刚过去的不知到底是“山羊年”还是“绵羊年”的羊年，猴年带来了新的难题，那就是这种近似人的灵长目动物在汉语中到底有多少种叫法。
“马骝”是什么东西？
看马戏是中国人民热衷的娱乐活动，不过虽说是“马戏”，但在实践中，马戏团很少有以“马”作为主角的。相反，猴子才是所有马戏团必不可少的配置。相对马而言，猴子虽然调皮，但是领悟力高，占用空间少，喂养成本还低。不少耍猴人甚至可以用个体经营的方式耍猴。
街头耍猴是中国一景
很不公平的是，厥功甚伟的猴子竟然被马抢了风头，“猴戏”被叫成了“马戏”，不过猴子们也不必过于沮丧，毕竟“马戏”其实可以歪解为指“猴”的。
今天大多数中国人把这种和自己相貌相似的哺乳动物称之为“猴”，江浙地区也将其称为猢狲（或其变音“活狲”）。但在遥远的岭南，猴子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马骝”，猴子们大可把“马戏”解为“马骝戏”。
“马骝”这个怪名是如何出现的呢？
现在的广东在历史上居住着大量讲侗台语的壮人、俚人，因此粤语中不乏来自壮语的词汇。北方说的“荸荠”在广州被称作“马蹄”。近年随着广式甜品、饮料凉茶在全国范围内风行，“马蹄”之名也为很多两广之外的人熟知。
“马蹄”的得名有说法认为是因为荸荠形似马蹄。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凡是见过荸荠的人都应该觉得要把这东西和马蹄联想在一起需要有非同一般的想象力。而在福建的闽南地区，荸荠被称作“马荠”，更说明形似马蹄的说法不可信。
其实“马蹄”的说法和百越先民有莫大的关系。今天的壮语把“果”称作maak，而壮语普遍把修饰成分放在中心语后，于是李子就是maakman，桃子是maaktaau，梨是maaklai，龙眼是maakngaan，葡萄是maakit，橘子是maakkaam。
所以广东福建的“马蹄”和“马荠”相当有可能是某种果的意思，“马蹄”的“蹄”可能是“地”的意思，“荠”则像汉语自己的词语，“马蹄”为“地果”命名法颇似上海的“地梨”。虽然两地现在都说汉语，不过先民说的语言仍然留下了痕迹。
荸荠是常见的水生食用植物
那么“马骝”是否也是类似情况呢？
其实不然，马骝不似马蹄、马荠有较为可信的壮语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历史上“马骝”的分布并不限于南方，而是一个通行大江南北的词汇。
宋朝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写道“北人谚语曰胡孙为马流”。所谓“马流”，自然跟“马骝”不过是一个词的两种写法。同样，“胡孙”自然也就是“猢狲”。可饶有趣味的是，在赵彦卫看来，“马流”非但不是岭南的特色词汇，反而是“北人谚语”。《西游记》中“马流”也有出场——除了“泼猴”之外，第十五回孙悟空还被菩萨娘娘大骂“我把你这个大胆的马流，村愚的赤尻”！自然，“马流”和“赤尻”都是猴子的意思。众所周知，作者吴承恩也并非岭南人。
《西游记》中的观音娘娘爆粗是家常便饭
马骝还是猱？
马骝到底是什么来历呢？
上古典籍中的“猴”字并不常见，单独出现更是难觅踪影。《诗经》里面有一次提到猴子，但是出现的字为“猱”，见于《诗经·小雅·角弓》第六章“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微猷，小人与属”句。根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的注解：“猱，猕猴也，楚人谓之沐猴，老者为玃，长臂者为猿，猿之白者为獑胡，獑胡猿骏捷于猕猴，其鸣嗷嗷而悲。”
对现今的中国人来说，猱已经是个不折不扣的生僻字，比猴罕见得多。中古以降，猴一直是该种动物较常用的名字。但奇怪的是，汉语亲属语言中能和“猴”对上的很少，反倒是“猱”有大把的“亲戚”。
“猱”的中古和现代汉语声母都是n，但是它的声旁却是“矛”，因此上古汉语中这个字的读音为ml'uu。这个词历史极为悠久，在商朝甲骨文中即出现了“夒”，形状近似猴子的侧面。此外，“獶”也是“猱”的另一种上古写法，见于《礼记》“獶杂子女”。
甲骨文“夒”的字形
在汉语的亲属语言中，也不乏和上古汉语“猱”字读音相近，表示猴子的词。
缅文中猴为myok，彝语则是anyu，西夏语用“摩”来对音。都说明这个词是古老的汉藏语系同源词。而“马骝”则不过是这个词的一种缓读形式而已了。上古以后“猱”本身渐渐退出口语，但留下了“马流”这个残迹。不明就里的后人因此以为猴可御马，故有“马留”等说法，其实和“马蹄”一样，都是望文生义了。
有趣的是，后来“马流”的意思还扩大了，《云麓漫钞》中还有“马文渊立两桐柱于林邑，岸北有遣兵家十余家。不反，居寿冷岸南而对桐柱。悉姓马，自相婚姻，交州以其流寓，号曰‘马流’”的记载。尽管这里名义上是说那些人因流寓而又姓马才叫“马流”，实则大抵和中国人如今蔑称东南亚人为“马来猴子”差不多性质。
沐猴而冠的都是母猴？
既然如此，“猴”在上古时期是什么样的状态？是否上古人只知有“猱”而不知有“猴”呢？
前面提到上古时期的“猴”不太单独出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上古时期没有“猴”这个字了。只是“猴”一般和其他字结伴出现。
《说文解字》中，多有以“母猴”来解其他表示猴子的字的做法，“玃”、“夒”、“禺”等字都可解作“母猴”。《韩非子》中，燕王被一个卫人以“能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的神技欺骗。而《吕氏春秋》中则有如下总结：“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
猴子当然不可能都是母的，而在荆棘末端雕只猴子也不必强调非要是母的，母猴也并不比公猴更加像人，所以这里“母猴”并不是指母的猴子，而是指这个物种本身。
其实“母猴”还有“猕猴”、“沐猴”的写法。这些写法出现都很早，《楚辞·招隐士》中就有“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斗兮熊罴咆”，《史记·项羽本纪》更是有著名的“沐猴而冠”的故事。
综合来看，不管是“母”、“猕”、“沐”，应该都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词头。只是后来语言发生了进一步的演化，词头终于被丢掉。“猴”也就粉墨登场了。
另有一个表示猴子的词“禺”则是“母猴”分化出的不同变体而已——上古汉语“猴”为goo，“禺”则是ngo，差别并不大，而且后者很可能是受到m词头的作用，声母鼻音化了。
广州首县叫做“番禺”，不过这个番禺和猴子有没有关系很难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云麓漫钞》中，通语中的猴子称为“胡孙”，“马流”是作为和通用的“胡孙”相对的方言词汇出现。“胡孙”实际就是“猴孙”，有时也作“王孙”。唐朝大文人柳宗元还曾经专门作《憎王孙文》历数猴子品行之恶劣，甚至发出“然则物之甚可憎，莫王孙若也”的感慨。
“猿”和“猴”是什么关系
只是上面说了半天，也并没有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猴”的词源究竟如何？
可能看一看汉语中其他动物的命名会带来些启发。
汉语中有“犬”、“狗”之分，一般认为其区别在于大小，犬大狗小。从上古汉语的语音来看，狗为koo’，犬为khween。表示小马的“驹”则是ko。韵母也为o，即所谓上古汉语的“侯部”。
很巧的是，“猴”也是一个这样的词，以g为声母，oo为韵母，不得不让人生疑这是不是也是一个指小的词汇。
假使“猴”真的指小猴的话，那什么词指大猴呢？
凑巧的是，汉语中还真有一个和“猴”语音结构较为相似，又指大型动物的词——“猿”。
“猿”在汉语亲属语言中的出现频率远不如“猱”，但也并非全然不见，景颇语中猴为woi/we，西夏语中则有wjị，皆似汉语的“猿”。
而在汉语自身，“猿”出现得也相当早。《山海经》里就有“发爽之山，无草木，多水，多白猿”。《吕氏春秋》中则有著名的神射手养由基射白猿的故事。此外，猿有时也以“蝯”、“猨”的字形出现。
现代生物学里的“猿”和“猴”分得相当清楚，类人猿包括长臂猿、红猩猩、倭黑猩猩、黑猩猩和大猩猩。相比猴子，猿跟人在进化上更加接近，而且都没有尾巴，但古人则只能依靠体形大小来区分。《玉篇》对猿的定义是“似猕猴而大，能啸”。中国历史上的猿主要是长臂猿，相比大猩猩、黑猩猩之流也确实更像猕猴。
长臂猿是中国目前仅有的猿类
只是猿比猴要幸运得多，在中国人鄙视猴的各种卑劣品行的同时，猿作为长寿灵兽，则多被嘉许。猿的叫声也被认为是“哀鸣清绝”。三峡猿鸣更是诗词讴歌的对象，如“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更是被赋予了人性，如《搜神记》《世说新语》中各有一则小猿被抓，母猿哀号许久，最后肝肠寸断而死的故事。当然猿作为灵兽，故事中害死它的人也没好下场，《搜神记》中“未半年，其家疫病，灭门”，《世说新语》里此事被上司听说后当事人被黜。
可惜的是，中古以后通人性的猿由于对环境要求较高，分布范围越来越窄，三峡猿鸣已成过往。因此猿已经不为人熟悉，和猴多有混淆。明朝《三才图会》中，猿甚至长了尾巴，充分说明猿已经近乎一种传说中的动物了。
物种不一样，而且每个进化史也不一样，猩猩不是猴子的进化体。
猩猩跟我们人类一样的也有尾巴，只是在胎儿的成长过程中尾巴慢慢进化变成了腰部的尾龙骨，还有猩猩多数都是在地上行走，就算是有尾巴也会进化掉，最后就没了。而猴子大数都是在树上生存，所以他们的尾巴还在。
扩展资料：
猩猩和猴子都是由于各种基因的变异，使同一个族群中，不同个体的生存方式和繁殖方式有所不同。当环境发生改变，便会产生天择作用。
之所以称为天择，是因为这种选择并非如基因漂变或基因突变一样随机，当环境改变发生时，将只有某些带有特定特征的群体能够通过这些考验。天择有一些特例，如被视为与天择拥有相等地位的选择方式，其中包括性择、人择等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进化
【中原文化对广东马来人种的影响】
广东文化，如果说它有什么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广东的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杂交的文化。为什么说是杂交的文化？因为广东这块地方一直处于我们国家南边的边陲地带，中间隔着南岭。在古代，由于经济不够发达，开发不迅速，交通不便利，气候地理环境不同，就形成了相对的不同的本土文化。
广东这个地方，古代属于百越地区，这个“越”跟“粤”是一个意思。它跟中原有明显不一样的地方，有它自身的文化特点，这个地方由于地理环境，土壤气候的关系，形成了南粤本土的特点。岭南文化在先秦时期主要是单一的百越族人创造的。大家到博物馆看到，很多器皿都是用蛇作为花纹，用蛇作为装饰的元素。头发不像北中原那样，打一个结系在头顶上，而是把头发剪短，喜欢用刺青搞一些花纹在身上。
当时居住的方式也是原生态的居住方式。在屋子下面用木材等把它搭高，跟地面离开一段距离，人就住在上面，下面就养猪、养鸡，因为地下潮湿，这个就是当年南粤百越民族的一种文化。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原文化的进入。中原文化最早也就是在秦始皇在岭南统一中国后，在岭南建立了桂林、象郡和南海三个郡。同时向岭南移民、屯兵，当时，从北方进入广东还是很困难的，因为南岭山岭重重，没有路走，人进不来，在广西修了一个灵渠，船绕过这里进入广东。中原文化随着移民、屯兵就迁入到广东来了，第一次中原文化跟这里的土著文化产生了碰撞，产生了交融。最新的研究，广东男的中原的基因比较多，女的就是土著马来人种基因比较多。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每一次战争都是大量的男性战士往南打，就把当地的男的给杀掉或者赶走，把女的霸占做妻子结婚，这样一种历史发展，长达几百年间广东不断有中原的兵打过来，就产生这么一种状态，这就是基因融合的变化。
岭南从秦朝开始接受中原文化影响，到了秦汉之交，赵佗称帝占据岭南，这是百越生态与中原文化交融的的繁荣时期，是第一个大交汇，大融合的时期。在历史上还出现几次大融合的时期，一个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大乱，很多的中原士族纷纷往南迁移，跑到广东来避难，这是一次大的融合。再一次，宋朝和元朝，蒙古人从北方打进来，宋朝的政权守不住了，不断的往南逃，跑到广东来。现在广东新会衙门发生过广东史上的一场的海战，宋朝最后的皇帝宋帝昺就跳到海里，据说江门那里还有很多古代的沉船，现在还没有被挖掘出来。再一个，就是明末清初，满洲人从北方打进来，明朝守不住了，就不断往南撤就撤到广东来了，在广州、在肇庆都成立过南岭政权，这是北方的士族官僚大量的南迁，这三次大量的南迁使中原文化跟岭南文化产生了不断的交融，不断的碰撞，不断的融合。所以，文化的第二个源头就是北方中原文化的传入。第三个源头，一直讲得比较少，不太注意。广东作为通商口岸，很早就跟海外发生通商关系，在唐代以前都已经开始跟南洋通商，唐朝专门在广州设立一个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今天广东的海外贸易源远流长，在贸易过程中很多南洋的商人都到了广东，也不光是南洋，到印度、伊朗、波斯这些地方都来通商贸易，把中国的瓷器、茶叶运到那边去，又把那边的香料等海外的特产运到这里来交换，所以，在广东生活着很多外国的商人，也把外国的文化带进来。有一种说法，广东有一部分人头发是卷毛的，纯种的中国人头发是黑的，直的，卷的是杂种。虽然“杂种”这两个字说起来不好听，但杂种很聪明，
广东文化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土著的文化，一个是中原的文化，还有一个是海外文化。这三种文化杂交就形成了今天的岭南文化，也因此形成岭南文化的一个特点。当然，这三个文化源头不是并列的，起重要作用的还是中原文化。前些年兴起了祠堂文化，各地建造祠堂，有些人写祠堂的堂联，汕头那边写到“清河旧家”、陇右世家”，祠堂都挂这种牌子。问他们：“清河旧家”是什么意思？清河在哪里？他们都说不知道。清河就是山东、河北交界的清河县，《水浒传》里武大郎的那个地方就是清河，当年那个地方也是很多大家族在那里。唐诗里面写到，那里的人都是善武的、勇猛的、打仗的。这么多年，他们只记得清河旧家，不知道是从北方迁移过来的。“陇右”也是陕西那边的。
潮州人做菜很有名，做得很好吃。潮州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粗菜精做”，菜都是很简单，但是经过很精细的制作，做得很好吃。这个传统怎么来的？经过一些人的探究，也许是这样来的，就是那些世家大族，从中原迁移跑到这里来，钱也没有了，身份也没有了，但是享受还是要享受，但是又没有那种山珍海味让他享受，粗菜也要做得很精细，保持当年享受的水平，这也许是潮州菜形成的一个原因，这只是一个猜测。
岭南文化的杂交性，使得其生命力很顽强，适应性很广泛。说到杂交，真的很有意思，以前说人也好，说文化也好，都比较看中它的纯粹性，人的血统的纯粹就意味着身份高贵，叫纯种。像好马要纯种马，狗要纯种狗，相反，血种混杂，来源不纯，杂种几乎就变成了卑贱的意思，这个意思在历史上可以说是根深蒂固。
直到今天，如同一些欧洲人看不起美国人，也是存在鄙视他的血统不纯的原因。美国文化就是杂交的产物，它本质上是欧洲的，但是显然不是纯粹的是欧洲的血统，美洲的印第安文化、非洲的黑人文化、犹太文化、阿拉伯文化、亚洲文化等等，各种来源都有，可以说相当复杂。但是，美国文化的活力也正在于此。法国人看不起美国人。但是，在文化的影响力、文化的活力上面，法国文化绝对比不上美国的文化，它是吸取各种文化积极的因素，形成今天自身的文化。
今天的基因科学已经证明，杂交其实是一种生命的优势，近亲繁殖反而是有缺陷的，会退化。袁隆平搞水稻就是搞杂交的，如果不杂交放在那里，过不了多少年它就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