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内容。
婉约派与豪放派词风比较
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耸立着争雄对峙、相映生辉的两座奇峰；这就是以柳永、李清照为旗帜的婉约派和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顾名思义，婉约派和豪放派显然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词风。那么，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不同之处？这里，我觉得应该注意历代评论家、作家概括豪放派的开拓者和主要代表苏轼的词的创作特色时常用的一句话，即“以诗为词”（见《后山诗话》等）。评价苏轼的褒贬双方都众口一词，可见此说是有道理的。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很赞同中国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的说法：“词的诗化，并不是取消词作为独立文学样式的体制和格律，而是意味着词的题材的扩大，作家个性更鲜明的呈现和语言的革新。”我想基于此还加上音律的突破一条，从题材、形式（包括音律、语言）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试对婉约派和豪放派的不同词风作一粗浅的分析比较。至于两派词人各自身世经历、才学性情等对其词风形成的影响，限于篇幅，略去不谈。
一、题材：“樽前”“花间”与“塞外”“江天”
题材的广阔和狭窄是豪放派与婉约派最显著的区别。
纵观从婉约派的开山鼻祖温庭筠到后来的吴文英、王沂孙这三百余年间所谓“以婉约清丽为宗”的词人作品，数量浩繁而题材狭窄，绝大部分是写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虽其间柳永、李清照等有所开拓，但毕竟难脱桎梏。
而豪放派则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苏轼以一个革新者的勇气，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工具改造发展为独立的抒情艺术；把词从“樽前”“花间”推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载熙《艺概》），山川景物、记游咏物、农舍风光以及吊古感旧、说理抒怀等都大量写入词中。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不朽名作。到南宋辛弃疾，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此不赘言。
婉约派那么多词人，那么多词集，词作总数达数千首之巨，但即使是统统加起来，就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以及题材范围而言，恐怕还远不及苏轼一个人的三百多首词之广阔！
二、形式：削足适履与革新突破
在词的形式上，婉约派与豪放派也走着两条不同的路子。
婉约派词人一般都更注重词的形式。视音律上的规则（如“五音”、“六律”）为法度，视语言上的清规戒律（如“珠圆玉润”、“无一字无来处”等）为法宝。如前所述，本来他们的作品内容就陈旧贫乏，题材狭窄单调，便更是醉心于谐音合律，刻意于雕章凿句，以华丽的形式掩盖其空虚的内容。甚至宁愿削足适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约派中成就最著的李清照来说吧，明明面对着国破家亡、穷愁潦倒的严酷现实，却抱定“词别是一家”的艺术偏见，生怕在词作中流露出一丝半点。尽是“凄凄惨惨戚戚”，虽催人泪下，但缺乏一种激人奋起的力量。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而她同期的诗作（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却由于豪放雄健而为人所称道。
就是这样，内容限定了形式，形式又反过来框住了内容，婉约派词人们牢牢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这一点上，以周邦彦、贺铸为代表的“格律词派”更是登峰造极。
而豪放派则不是为形式所羁，而是充分调动形式为表现内容服务。最突出的是苏轼。为了反映广阔的生活面，苏轼打破了“词必协律”的陈套，使词从音乐的奴隶的地位解放出来。但苏轼并不是完全不顾或不懂音律，而是由于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见《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见《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苏轼充分发挥词这种独特语言文学样式的长处，利用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节奏的舒卷变化，用词造句也力求铿锵响亮；从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与情感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陆游是南宋杰出的诗人，精通音律，诗词俱佳，他曾“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见《历代诗余》引），足以证明苏轼的成功。
语言上，苏东坡也打破了婉约派的清规戒律，多方面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尔也运用口语，只要是能恰当的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词语他都敢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体现东坡个性的清新朴素、明快畅达的语言风格。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蝶恋花》）等等，都明白如话，自然清新，生动准确。
可以说，正是因了苏轼的大胆革新，才使词脱离了音乐的羽翼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三、表现手法：“回环吞吐”与“冲口而出”
谈到这一点，不妨引一段故事：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东坡）又问别作何词，秦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云：“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秦问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词，说楼上事。”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在座云：“三句说尽张建树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据《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引）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苏轼与秦观，亦可推及豪放婉约两派在创作上的不同特色。
婉约派写景则铺叙细腻，曲尽其形，且辞藻华美，抒情则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写景则大笔勾勒，朴实明快，不用辞藻，抒情则直写胸臆。此可比较李清照《声声慢》与苏轼《念奴娇》便知。
如果说在词的题材内容的广阔上豪放派大大超出了婉约派，那么在艺术上，应该说两派各有长短。具体说来，婉约派在形象的描绘刻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尤其是白描手法的运用，能够达到“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这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方法上，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上亦有成功之处，能造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显得典雅工丽，然失之缠绵悱恻，无昂扬之气。
而豪放派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结构上跳跃动荡，纵横潇洒，造成一种开阔、健朗的艺术境界，格调显得清超豪迈，固然为婉约派所不及，但在具体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状态的细致描写和刻画上似稍逊于婉约派。
最后，引用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记载：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于婉约派与豪放派不同词风的形象概括和生动说明。
辛词艺术上的独特成就首先表现在雄奇阔大的意境的创造上。决定于辛弃疾战斗的经历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他词里所表现的常是阔大的场景，战斗的雄姿，以及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事物。他爱不怕霜欺雪压的梅花，而不喜欢那经不起风雨的桃李；爱磊落的长松，堂堂直节的劲竹，而不喜欢那瑟缩在寒风里的秋瓜与冻芋。生动而夸张的描绘与想象，构成辛词豪放风格的特征。比之苏轼，辛词是更生动，更突兀，有时笔酣墨饱，气势飞舞，那是苏词里所没有的意境。而由于他一直处在南北分裂时期，又经常受到妥协投降派的排挤和打击，辛词里也不可能有苏轼那种空旷、洒脱的表现。
其次表现在比兴寄托的手法上。由于辛弃疾是从北方“归正”来的军人(注：南宋王朝歧视那些从北方归来的人物，称他们为“归正人”。)，他的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政治抱负既和偷安江南的小朝廷不相容，他政治上的孤危地位和屡遭毁谤的身世又警戒他不能肆意逞辞；这就使他有时不能不采取幽隐曲折的比兴手法，表现他百折不回的战斗精神。这部分词有时托儿女之情，写君臣之事；在芬芳悱恻之中，露磊落不平之气。它象伏流千里遇隙激射的清泉，又象密云不雨时闪现的电光，透露了这倾斜欲倒的百年大厦将要在暴风雨里崩坍的消息。下面这首他从湖北转官湖南时写的〈摸鱼儿〉词，是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上述两方面的艺术成就，表现了作家的爱国热情、政治理想与丑恶现实的尖锐矛盾，同时形成了辛词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大江东去）等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内容。
婉约派与豪放派词风比较
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耸立着争雄对峙、相映生辉的两座奇峰；这就是以柳永、李清照为旗帜的婉约派和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顾名思义，婉约派和豪放派显然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词风。那么，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不同之处？这里，我觉得应该注意历代评论家、作家概括豪放派的开拓者和主要代表苏轼的词的创作特色时常用的一句话，即“以诗为词”（见《后山诗话》等）。评价苏轼的褒贬双方都众口一词，可见此说是有道理的。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很赞同中国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的说法：“词的诗化，并不是取消词作为独立文学样式的体制和格律，而是意味着词的题材的扩大，作家个性更鲜明的呈现和语言的革新。”我想基于此还加上音律的突破一条，从题材、形式（包括音律、语言）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试对婉约派和豪放派的不同词风作一粗浅的分析比较。至于两派词人各自身世经历、才学性情等对其词风形成的影响，限于篇幅，略去不谈。
一、题材：“樽前”“花间”与“塞外”“江天”
题材的广阔和狭窄是豪放派与婉约派最显著的区别。
纵观从婉约派的开山鼻祖温庭筠到后来的吴文英、王沂孙这三百余年间所谓“以婉约清丽为宗”的词人作品，数量浩繁而题材狭窄，绝大部分是写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虽其间柳永、李清照等有所开拓，但毕竟难脱桎梏。
而豪放派则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苏轼以一个革新者的勇气，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工具改造发展为独立的抒情艺术；把词从“樽前”“花间”推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载熙《艺概》），山川景物、记游咏物、农舍风光以及吊古感旧、说理抒怀等都大量写入词中。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不朽名作。到南宋辛弃疾，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此不赘言。
婉约派那么多词人，那么多词集，词作总数达数千首之巨，但即使是统统加起来，就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以及题材范围而言，恐怕还远不及苏轼一个人的三百多首词之广阔！
二、形式：削足适履与革新突破
在词的形式上，婉约派与豪放派也走着两条不同的路子。
婉约派词人一般都更注重词的形式。视音律上的规则（如“五音”、“六律”）为法度，视语言上的清规戒律（如“珠圆玉润”、“无一字无来处”等）为法宝。如前所述，本来他们的作品内容就陈旧贫乏，题材狭窄单调，便更是醉心于谐音合律，刻意于雕章凿句，以华丽的形式掩盖其空虚的内容。甚至宁愿削足适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约派中成就最著的李清照来说吧，明明面对着国破家亡、穷愁潦倒的严酷现实，却抱定“词别是一家”的艺术偏见，生怕在词作中流露出一丝半点。尽是“凄凄惨惨戚戚”，虽催人泪下，但缺乏一种激人奋起的力量。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而她同期的诗作（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却由于豪放雄健而为人所称道。
就是这样，内容限定了形式，形式又反过来框住了内容，婉约派词人们牢牢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这一点上，以周邦彦、贺铸为代表的“格律词派”更是登峰造极。
而豪放派则不是为形式所羁，而是充分调动形式为表现内容服务。最突出的是苏轼。为了反映广阔的生活面，苏轼打破了“词必协律”的陈套，使词从音乐的奴隶的地位解放出来。但苏轼并不是完全不顾或不懂音律，而是由于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见《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见《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苏轼充分发挥词这种独特语言文学样式的长处，利用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节奏的舒卷变化，用词造句也力求铿锵响亮；从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与情感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陆游是南宋杰出的诗人，精通音律，诗词俱佳，他曾“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见《历代诗余》引），足以证明苏轼的成功。
语言上，苏东坡也打破了婉约派的清规戒律，多方面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尔也运用口语，只要是能恰当的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词语他都敢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体现东坡个性的清新朴素、明快畅达的语言风格。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蝶恋花》）等等，都明白如话，自然清新，生动准确。
可以说，正是因了苏轼的大胆革新，才使词脱离了音乐的羽翼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三、表现手法：“回环吞吐”与“冲口而出”
谈到这一点，不妨引一段故事：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东坡）又问别作何词，秦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云：“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秦问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词，说楼上事。”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在座云：“三句说尽张建树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据《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引）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苏轼与秦观，亦可推及豪放婉约两派在创作上的不同特色。
婉约派写景则铺叙细腻，曲尽其形，且辞藻华美，抒情则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写景则大笔勾勒，朴实明快，不用辞藻，抒情则直写胸臆。此可比较李清照《声声慢》与苏轼《念奴娇》便知。
如果说在词的题材内容的广阔上豪放派大大超出了婉约派，那么在艺术上，应该说两派各有长短。具体说来，婉约派在形象的描绘刻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尤其是白描手法的运用，能够达到“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这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方法上，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上亦有成功之处，能造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显得典雅工丽，然失之缠绵悱恻，无昂扬之气。
而豪放派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结构上跳跃动荡，纵横潇洒，造成一种开阔、健朗的艺术境界，格调显得清超豪迈，固然为婉约派所不及，但在具体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状态的细致描写和刻画上似稍逊于婉约派。
最后，引用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记载：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于婉约派与豪放派不同词风的形象概括和生动说明。
